面对着他们自己能掌控或影响的巨额资产，有些人确实早已心动或垂涎欲滴，只是慑于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范剑勇说，我们已经把经济蛋糕做大，但是并没有把蛋糕切好，这容易爆发由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动荡。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
范剑勇认为，收入分配当中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农民工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然后是其他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有人提出来要用土地私有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但是，做大了的经济蛋糕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要切实解决和消除这类潜在危机，才能使经济增长可持续。新京报：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范剑勇：目前学界与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既然地方政府扭曲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并占用土地出让的绝大部分收益。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范剑勇：我没有太多意外的地方，中国经济下滑是必然趋势。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这个社会还会有普遍意义上的抱怨吗？新京报：按照边际贡献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能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陆磊：关于收入方面，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合适的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
看看泛市场化带来怎样的市场混乱。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因为媒体露面的事情都是应急的事情，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给钱的绝不参加，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给高校的讲坛讲课。从研究中心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到院长助理到副院长再到代院长、院长，陆磊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些升迁。
核心观点我们该市场化的都已经市场化了，问题在于——不应该被市场化的也被市场化了。（苏曼丽） 进入专题： 改革 市场化 。
严肃立法是关键，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我不认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是我们的改革方向，虽然这种观点往往占据着道德高地。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如塌桥事件，这中间可能就有泛市场化的因素，承包商修建的桥塌了，谁干的，当初的合同怎么签的？法律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就怎样处理。
于是在未来中国社会会发生分层，会出现一大群的城市贫民。新京报：虽然你的说法不一样，但是你跟提倡继续市场化的观点是殊途同归的。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不够市场化，在于行政管制太多，我认为错了，我个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行政权力都能被交易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泛市场化。北京大学求学7年，央行政策研究室工作10年，陆磊在北京开启了他学术生涯，并认识了夏斌、谢平等中国经济界的名人。
新京报：通过什么办法隔离？陆磊：首先要立法。如重金属污染、对稀土和露天煤矿的过度开采、地沟油、有毒奶、血汗工厂等貌似纯市场、来自竞争性市场主体的行为，必须进行来自唯一权威主体（即政府）的管理。
在现实中，这种天然的垄断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与教科书有一定差别。理解的角度不一样——总结一下，我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
一旦征地，这代人拿到了一大笔钱。陆磊：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比如政府有必要对银行实施监管，而不能出现市场化的监管俘获，即谁出钱多为谁服务。陆磊说：讲多了就受到诱惑，诱惑多了心就收不回来了。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鹤发童颜，但我不是。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社会也就稳定收入分配改革提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指什么？不是股票债券，更关键的是土地的归属权。
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但不离开这个乡镇，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方向我认为，最为核心的经济工作要点在于，使经济重归更加良性的循环轨道。
城市社会成本与就业之间的不良循环——城市社会成本越高，劳动力价格要求越高，但企业在资产质量恶化的前提下，无法应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结果大量进城的农民变成城市无业游民，社会安定受到影响。企业资产质量与贷款成本的不良循环——贷款成本越高，企业利润越低，资产质量不断恶化。
结果是，中国企业被迫接受价格所承付的成本，被炒作资源的国外金融机构赚走了，而这个高代价通过中国企业传导给社会公众。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安全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
社会财务状况与消费拉动之间的不良循环——中国经济外需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压制，内需中的投资需求受到紧缩货币的压制，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在整个社会财务状况恶化的时候，根本拉不动消费。实体经济越是艰难，金融安全越是降低。资本流出越多，内需越虚弱。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企业资产质量与股价走势的不良循环——紧缩货币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加上企业资产质量恶化，导致股市下跌，中国资本定价不断下跌，从而阻止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股权资本的机会。一方面贷款量价齐升，一方面股价下跌，这使得企业根本无法获得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机会。
企业资产质量越差，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成本越高，越不敢为企业提供贷款，从而进一步恶化企业资产质量。这也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选择——是继续，还是结束？我认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其恶劣的时候，中国经济必须保持足够的活力，否则我们距离危机就不远了。
2013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大家对此充满期许。融资价格越高，实体经济越是艰难，并由此衍生出多重不良循环。
国内民众财富缩水与国外金融资本发财之间的不良循环——美元滥发导致国内企业原材料成本上涨，在国内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国内企业不得不接受高企的原材料价格。如果强行拉动，社会财务状况将更加恶化。物价预期与货币紧缩之间的不良循环——成本推动物价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导致成本压力更大，而企业向后端传导成本的冲动更加强烈，物价上涨预期更加强烈，货币更加紧缩。企业资产质量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不良循环——企业资产质量越是恶化，越出不起高价雇用劳动力。
在企业规模边际的作用下，越雇不起高价劳动力的企业，越难确保规模边际的实现，产品质量也会随之下降，如此企业将更加艰难。这是企业与债权资本之间的不良循环。
于是，实体经济与股市也形成不良循环。说了这么多不良循环，核心指向当然是用紧缩货币政策对付输入性或成本推动性物价上涨的政策。
金融安全性越低，越会提高融资价格。国民财富流失与经济内需之间的不良循环——用紧缩货币的手段对付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结果使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业，加上国内股市下跌等因素，致使大量民间资本流向国外
